“不论是描写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文艺作品都要体现生活的本质。不能只堆出一个个标签或数据，而要用纤毫毕现的细节，描摹人的具体行为，描摹人流动的命运，让作品有烟火气。”

电影《夺冠》剧照　　2024年初，张冀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十一届副主席，并出席中国影协第十一届主席团会议。十余年来，他以编剧身份参与到《中国合伙人》《亲爱的》《我和我的祖国》《夺冠》《三大队》等电影的创作中，也曾独立执导电影《长沙夜生活》。现实主义题材是他把握时代脉搏的切口，扎根底层的作品图谱也是张冀本人在时代变迁中个体意识的展现。　　2023年7月，陈可辛执导、张冀编剧，以网球运动员李娜为原型的电影《独自·上场》过审。张冀为这个剧本花费了两年时间，他坦言，名人传记是现实主义题材改编的天花板。这类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人带来一种在场记录时代的沉浸感，能够表达创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体察和人文思考，展现个体与时代紧密相连、同呼吸共命运的动人瞬间。　　张冀近期担任编剧的电影《三大队》票房以破7亿元的成绩，成为2023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从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到2023年的《三大队》，张冀的作品题材丰富多元，在不同代际、阶层、思想观念的群体中都有一定规模的受众。纵观自己十余年的创作，置身电影市场的发展和大环境的变革中，张冀认为，国内电影创作者拥有极为丰富的素材资源，中国本土就是一个孕育故事的巨大温床，需要创作者倾注心、情、思去感受时代脉搏与生命精彩，满足观众对于优质现实主义作品的强烈需求。

张冀　　看到活生生的人　　对张冀来说，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十多年前的《中国合伙人》开始，张冀便坚持作品要有真实的生活触感。上至社会名流，下至贩夫走卒，无论镜头选取的参照样本如何变化，围绕样本延展开来的故事都扎根在真实可触的社会土壤中。　　“不论是描写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文艺作品都要体现生活的本质。不能只堆出一个个标签或数据，而要用纤毫毕现的细节，描摹人的具体行为，描摹人流动的命运，让作品有烟火气。”张冀在接受《了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2023年底《三大队》热映时，张冀在宣传中提到过很多关于基层警察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这些翔实的细节让电影和普通类型片拉开距离——比起刑侦故事，电影更重要的是讲述人生。

电影《三大队》剧照　　张冀对《了望东方周刊》谈及片中主人公程兵出狱后回家探望妻女的一个片段：程兵女儿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与沧桑的父亲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镜头里的程兵原本还能堆出勉强的笑，结果在看到手机背后的大头贴被划花时，无比落寞。那张照片是十多年前他还在当刑警时，年幼的女儿给他贴上去的，那时女儿还很黏爸爸。　　张冀没有用更大的事件去体现程兵女儿在父亲入狱后的困境，而是穿插一个划花照片的简单举动，就点明了父女之间的疏远隔阂。他解释道：“这体现了时间对人的侵蚀。女儿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对他是锥心一击，说明女儿对他的认识就像照片一样模糊，这是父亲身份的丢失。”　　市面上不乏现实主义作品，但如何在细节里精准凸显人性、呈现生活的真实质感，不是靠简单的素材堆砌。这不仅依靠创作者本身敏锐的观察和捕捉，也需要对生活的真切体悟。　　创作《中国合伙人》时，张冀接触了很多创业者，年轻人为了节省开销、在合租公寓客厅搭着帐篷入睡，提心吊胆、怕被赶走，发愁失眠，他把这些细节都放在了电影里。前年执导《长沙夜生活》，他在当地采风调研，观察解放西来往的人群，后来镜头呈现的内容也很有生活气息：烧烤摊主因为常年劳作腰背劳损，在开工前都要戴上护具；他们在工作中要吸入大量油烟，怕上火，因此晚上一般就只喝加少许盐的白粥充饥。　　“既然是现实主义，看起来就是真的过日子，不是非得要那种一惊一乍的强翻转，有时简单的会心一笑、鼻头一酸才是生活，普通人在生活里就是这样，平淡细微。”此外，张冀主张适度抛弃一些粗暴、套路化的细节刻画，以此体现人性的复杂和不断变化。　　费孝通曾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中提到：最早的西方社会学，被称作Social Physics，要运用物理学的办法来研究人文世界。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时代需要一种重视人与物结合的人文思想。不仅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群体中活生生的人。　　谈到对个体的聚焦和观察时，张冀说，这也是做现实主义题材的趣味和意义所在：“活的，才是生动的。”这些年，他将创作视角对准鲜活多样的个体，自身抱持的态度也朴素平实，“我自己一直都是生活方式很简单的人，早年没成名的时候去开会，经常会被当成修暖气的。现在做写实题材，也还是很喜欢深入调研的过程，观察这些平凡具体的生活日常，以此作为创作现实主义作品的根基。”　　在尘土里仰望星空　　张冀是湘西人，18岁来北京上学前，日子都是在县城和山村中度过。少年时代的乡土情结深植于心，他到现在都记得在湘西大山里，人们背着背篓走在雾气蒙蒙的山路上、茶农在烟雾缭绕的茶园里采茶的情景，风景如画。山区的雨季长达数月，雨不停地下，云也不断变化，偶尔放晴，夕阳慢慢隐入山谷，宁静安逸。街上有人卖小吃，夜里就点上烛火，家附近还有个火车站，列车经过，机器轰鸣伴随夕阳下沉。　　清新质朴的自然风光和市井烟火很早就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现在每次为筹备作品外出采风调研，张冀都觉得很开心。“我喜欢去田园、社区、不同的职业场所调研，观察形形色色的人。这些年，采风已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和接触的老老少少聊天，唠家常，可以得到很多细节。”　　成名前，张冀进行大量的阅读和拉片练习，写影评锻炼，繁重的案头工作训练固然提升了基本功，但他坦言就像浮士德，总困在书桌前会郁闷，人也不够开阔。成名后有了一定条件支持，他在案头工作之外，坚持抵达现场观察。　　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是张冀第一次独立编剧的作品，当时他和导演陈可辛一起去深圳的城中村调研，看到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电线纠缠在一起，当即决定把这当作电影的开场画面，“电线在半空中缠绕，如虬枝，如乱麻，就像生活本身。编出来的东西再像，也比不上真实生活中得来的情感。”　　“采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就是看和听，一个浸润的过程，感受来自日常的润物细无声。”张冀说，“细节收集是多样化的，有些东西就是靠自己捕捉，看他们怎么走路，怎么吃饭喝茶，怎么聊天说笑。有一次，我坐在一个基层民警身边听他打电话，他语气装得很威严，但表情里都是对女儿的疼爱。这些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有温度的细节，可以提炼出来放在作品里。”　　锻炼近十年后，张冀把这种“在场”观察的创作方式运用得愈发娴熟，摸索出了自己的创作方法论：先还原现实再进行二度创造，其次是要写平凡人做不凡事。这个“不凡”不仅指电影的艺术审美、戏剧冲突，还包括精神维度的升华。“从现实生活中拿到的素材故事，经过非虚构创作，加工提炼，最终一定要有精神层面的升华，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张冀提到，现实主义作品一度被认为是过时的。“因为总有一部分声音拒绝谈高尚，拒绝谈情感，似乎一谈到这些，就觉得很肉麻，觉得是形式主义的说教。但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必须要有仰望星空的那部分，而不是一直甘于在尘土之中。”　　在每部作品中，张冀都表达了对“星空”的追求。他曾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这个故事：《亲爱的》拍摄期间，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来现场探望，其中一位父亲握着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为他们写了这么一部电影。当时他情绪没绷住，到洗手间哭了几分钟，“觉得自己写的故事根本不配眼前这个人握住我手的力量。这个人承受的苦难和不幸、仍然昂扬的生命态度，都击中了我。时代如此丰盛，让我有最鲜活的热情去成为一个在场记录者”。

电影《亲爱的》海报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以中国女排为原型的《夺冠》，他为之做了海量的案头工作，阅读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中国女排的报告文学和人物传记，进行大量人物采访和现场采访，还看了很多比赛录像。“我对郎平这样的人物肯定是仰望的，在这个基础上还原、再创造，通过女排的发展，展现那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时代发展和变革。”后来，张冀凭借《夺冠》荣获第三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　　在张冀看来，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来说，用文艺作品进行真实记录和精神升华都是必需的，电影本就具有对现实的慰藉功能。“很多现实主义作品，对苦难和困境都具有超越性的解决方案。那样我们才觉得有光，才有勇气往前走。”　　融入传统文化热潮　　张冀很关心青年影人们的成长，特别关注由青年创投平台选出的作品。张冀主张，年轻电影人应在文学素养和生活经验上多做积累。“这批年轻人大多留学归来，艺术理论扎实，眼界开阔，但有些传统和经验的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我觉得应该更重视调研，更重视精神维度的追求，避免视角的悬浮。”　　张冀也提到了近年来兴起的传统文化热潮，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电影创作的富矿。当年尚未成名的张冀在《中国合伙人》项目的筹备中被陈可辛选中，也凭借了几分传统文化带来的亲近感。那天他们见面，陈可辛问：怎么看待剧本中的主要人物？张冀回答：农村出身的成东青就是刘邦，海归孟晓骏就是项羽，这部电影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典故中找出许多原型，或者说从民族性、文化属性上去丰富人物形象。传统文化的联动和本土原创思维，令张冀获得陈可辛的青眼。　　“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可嫁接多重时空，故事可以发生在秦汉，也可发生在唐宋，与之对应不同的传统文化。讲述古代城市里发生的故事，也可以把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体验放进去。”张冀说，“我觉得这是未来很令人激动的一个方向。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有着充沛的热爱和追求，能够顺应时势去做一些有意义的艺术创作，为时代留一个小小的注脚，就属于作者的莫大光荣。”　　《中国电影，光影力量》专题系列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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