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图/IC photo

准万亿城市温州、徐州和大连正面临人口负增长的挑战。

三地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三座城市的GDP分别是8730.6亿元、8900.44亿元和8752.9 亿元。今年一季度，三座城市GDP再次分别同比增加6.1%、6.9%和5.8%。如果2024年全年保持这个增长速度，三座城市可以说离万亿城市仅有一步之遥了。

不过，三地统计局数据也显示，三座城市的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0‰、-2.3‰和-7.17‰。其中，温州首次出现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现象，徐州是连续第二年，大连是连续第四年。

那么，人口自然增长率为负数，是否会影响这几座准万亿城市的晋级呢？“人口自然增长率负增长”知多少

2023年，各大城市的人口数据是几家欢喜几家忧。

比如合肥，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合肥市常住人口为985.3万人，同比增加21.9万人，成为全国所有城市中常住人口增加数最多的一座城。对年轻人吸引力极大的深圳市也仅增加了12.83万人，排在了合肥、郑州、杭州和成都之后。

全国人口2023年同比2022年减少208万人，在总量减少的情况下，有城市的常住人口增加了，就有城市的常住人口减少。

比如温州市，虽然常住人口略有增加，但户籍人口却是减少了。温州市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显示，据2023年5‰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76.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2万人。全年出生人口5.2万人，出生率为5.4‰；死亡人口6.2万人，死亡率为6.4‰；自然增长率为-1.0‰。

新京智库统计发现，2000年以后，外省流入温州的人口数量虽然是增长的，即从2000年的102.1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229.43万人，但在浙江省所占比重却是降低了，位于杭州和宁波之后。2000年温州的外省流入人口数在全浙江排名第一，2020年则降到了第三。

2020年以后，温州市的常住人口数虽然保持微弱增长，但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则是持续走低，从2021年的0.9‰，一直降低到2023年的-1‰。

与温州市GDP规模相差不大的江苏徐州和辽宁大连，则更早进入到了人口负增长状态。

徐州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市常住人口901.85万人，全年人口出生率6.3‰、人口死亡率7.0‰；年末全市户籍人口1031.90万人，户籍人口出生率为6.4‰，死亡率为7.3‰。

也就是说，徐州市2022年不管是常住人口还是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出现了负增长，分别为-0.7‰和-0.9‰。

2023年，徐州市常住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进一步降低，至-2.3‰，户籍人口自然增长恢复至正增长，为0.3‰。但基于该市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少127万人，也就是说，即便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为正，其户籍人口增长转正的对全市人口规模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大连更是如此。近十年来仅有两年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1‰，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有5年负增长，即2017年、2020年、2021年、2022年、2023年。

不仅准万亿城市，2023年刚晋升为万亿城市的烟台，其常住人口也出现了负增长现象。烟台市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末常住人口有703.22万人，同比2022年减少了2.65万人。

新京智库梳理发现，这是2020年以来烟台市连续第四年常住人口负增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烟台市常住人口为710.21万人，同比2019年减少3.59万人。公开渠道的数据显示，2021年烟台市常住人口为708.3万人，相比2020年也是减少的。2022年则进一步减少至705.87万人。

人口负增长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

人口经济学理论认为，人口快速增长使得人口总数不断增加，这可能使人均收入水平下降。但人口迅速增长带来的大量劳动力又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拉动作用。

因此，一些人口持续增长的城市其经济体量也在持续增长。比如深圳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

深圳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至2023年，深圳市常住人口从1077.89万人持续增加至2023年的1779.01万人，增长了六成半左右。在此期间，深圳市GDP从1.6万亿元持续增加至3.46万亿元，增加了一倍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蔡昉认为，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会通过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改善、资本回报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也就是说，在人口增长时，经济也会相应受到正向影响。但在人口开始负增长时，经济发展也会相应受到阻碍。尤其是在人口红利已然消退，老龄化不断加重的趋势下，新增高质量劳动力数量供给不足对于一座城市的经济增长无疑是个危险信号。

比如大连，大连在2014年至2023年的十年间，户籍人口仅增加了14.5万人，其GDP也仅增加了1097.3万亿元，相当于十年时间GDP仅增加了14.33%。

不要说与深圳相比，即便是同为北方城市的徐州，这十年间的GDP也增加了近八成。温州在这十年间增加了一倍。

当然，大连这十年间经济增长相对较慢也不全是因为人口一个原因所致，更多的还是其产业结构未能培育出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市场经济体，在既有的产业体系中也未能发展壮大出若干大的市场经济体，或者发展出相应的“企业林”。比如，其机床和造船业在国内的地位均趋于式微；石化、汽车业也难以与国内同行业强市相抗衡。

但从人口角度而言，大连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老年化是相伴相生，或者可以说互为因果。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大连市60岁以上人口高达105.71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5.8%，这比当年全国的比例还高2.54个百分点；65岁以上人口达71.6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0.71%，比全国这一比例高1.84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大连市老年人口占比过高，也影响了当地的人口增长。

大连人口结构过早衰老又反过来推动了一个结果的出现，即人口负增长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加快减少，导致老年人抚养比提高。而“人口抚养比的变化会使得现收现付制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都难以为继”，这就妨碍了消费型社会的形成，进而抑制经济的健康发展。

对于准万亿城市温州来说，本市已然形成了户籍人口负增长格局；市外又面临杭州、宁波等周边更具吸引力的城市竞争。面对这样的“内外夹击”的人口形势，温州的经济发展是否将受到影响？

这个挑战也同样摆在徐州面前。

城市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挑战

▲大连。图/IC photo

人口负增长，人口总量减少，也不见得都是坏事。理论上来说，在同样的经济规模下，人口总量更少，人均GDP则会更高。如果真能如此，民众的生活水平能更好，也是实现经济发展最终目的的一个途径。

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经济规模仍然可以保持增长，在此方面，烟台是一个现成可资借鉴的例子。虽然最近四年烟台常住人口持续减少，GDP却是连续增加，并在2023年成为万亿城市。也就是说，即便是人口不增加或者负增长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有办法应对的。

首先，出台吸引人才的政策，营造更好留住人才的环境。毕竟，在全国人口总量减少的现实之下，还是有很多城市的人口在保持增长。

其次，要有“新的发展方式”。正如蔡昉所言，“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生产率并不可能自然而然提高，必须用新的发展方式来替代旧的发展方式，用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来替代传统动能”。

对温州来说，如何保证新的发展方式能够替代旧的发展方式呢？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要保障民营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保障民营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温州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4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私营企业数是2747家，占比高达64.39%；这些私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是2304.92亿元，总比48.63%。

到2023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的私营企业数增加至7764家，占总量的91.61%；这些私营企业的工业总产值为1130.8亿元，占总量的69.8%。

出口数据也很好地说明了温州民营企业的重要性。2023年温州市出口额是2339.4亿元，其中民营企业的出口额高达2222.9亿元，占全市货物出口总额的95.7%。

上述两组数据充分说明，民营企业在温州的经济发展中做出了巨大贡献。因此可以说，如果无法保障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温州经济将不可持续，更不用说能够迈入“新的发展方式”时期。

至于什么是“新的发展方式”？以新质生产力为例，温州市也已经做了充足准备。今年5月8日，温州市经信局牵头各产业链链办编制的《温州市新型工业化规划》已印发。

《温州日报》评价该《规划》是“为温州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绘制的战略蓝图”，对温州制造业下一步的产业体系构建进行了明确。换句话说，温州要以此推动传统产业“高位嫁接”，助力新兴产业“抢位成长”，打造新质生产力主阵地，当好新质生产力先锋军。

比如，推动电气产业迈向世界一流；新能源产业构建“核风光水蓄氢储”全链条，打造全国新能源产能中心和应用示范城市。

新华网报道，2023年12月28日，浙江省首台套16MW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在温州下线，该发电机组曾登上“2022年度央企十大国之重器”榜单，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力发电机组，每年可输送6600万千瓦时的清洁电能，满足3.6万户家庭年用电量。

最后，也很关键的一步还是要提高生产效率。但提高生产效率并不是仅仅提高数字化制造、机械化制造水平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对物料采购、车间管理、产品销售等全流程做到能耗降低，人员效率进行全过程管理提升。

总而言之，人口结构衰老化的确需要引起三座城市的高度重视，但要想保持经济规模再扩大也不能只专注人口问题，而更应从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效率提升角度提前布局。

文/新京智库高级研究员 肖隆平